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到智慧城市，是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该政策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

　　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郑州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2016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发布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加速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与科研及公私营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智慧城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研究包括策略、发展计划、管治安排、数码架构和标准、公私营合作模式等。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长远发展计划，利用创新及科技解决面对的都市挑战，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质量。施政报告相关的研究提出应用大数据来驱动香港智慧城市建设。

　　“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