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社会流动性急剧增强

　　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近十年来我省城乡人口比逐渐缩小。2001年我省总人口约为5658万，城市人口为2308.50万，农村人口为3349.50万; 2009年这组数据分别变为5720.00万、2631.20万和3088.80万。尽管全省城乡之间的人口差距由2001年的1041万缩减至2009年的457.6万，但全省仍有超过50%人口居住在农村。2008年全省农村实际长期居住人口仍有2000多万，外出务工农民1000多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以上，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庞大的流动性群体增加了农村网格化治理不容忽视的压力。

(二)农村信访事件逐年增多，农民自我合作能力下降

　　在农业税费改革及取消之前，引发农民上访的多是集中于税费负担和各种摊派集资、乡村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基层干部贪污、村民自治选举不合法等问题上，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农民负担过重问题。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的上访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其中，维权型上访主要是源于城市化进程中因房屋拆迁与土地征用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纠纷。现在农民上访除了维权以外，还增加了农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等方面的议题，这些“一家一户不好办或者办不好的事情”，农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政府”。农民信访不只是一种利益表达与诉求的方式，其背后牵涉的却是整个“三农问题”，尤其是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权威与治理能力的下降，农村民间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农民越来越原子化且合作能力下降，原来的民间自我合作机制丧失，造成公共物品供给缺少，社会纠纷调解难以在民间社会中自我解决。

(三)城乡之间及农村内部分化严重，社会治安事件逐年增多

　　近年来，尽管国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有效遏制。2002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8:1，2003年为2.85:1;2004年缩小为2.78:1，2005年又跃升到2.90:1，差距再次扩大。同时，我省农村内部收入分化也越来越大。2003年我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975，2004年为0.3071，2005年扩大到0.3140。农户中20 %的高收入户与20 %的低收入户的收入之比，1985年为2.68:1，2002年达到4.45:1，2003 年为4.64:1，2004年为5.06:1，2005年达到5.31:1。这表明农村高低收入群体的贫富程度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度扩大不仅降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成为社会治安问题与不稳定的推动因素。据统计，河南省近十年的刑事案件发生总数在逐年增加，其中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

(四)信息传媒快速发展，虚拟社会的兴起给现实网格化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网络传媒技术的快速普及，网络已经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力量逐步兴起。网络对人们的生存、交往和组织方式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日益深刻影响着社会情绪和公众行为的走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官员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为民众高度关注，深恶痛绝，特别容易激化矛盾，引起对立。网络传媒平台已经成为部分群体和社会个人用于扩大事件影响、获取事件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特别是随着网络力量的壮大，跳过上访与传统媒体，直接诉之于网络，已经成为许多民众解决利益纠纷，宣泄内心不满的首选渠道。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和个人利用网络的盲目性和虚拟性恶意扭曲事件真相，误导网络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