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这个命题两段互为条件和互为目的，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改革是根本，离开了改革和社会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发展，社会治理创新就变成空话。加强基层建设，基层不仅包括基层政府，也包括社区居委会以及在社区或社会其他层面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基层建设可培植执政党的社会基础。1995年中国开始社区建设，把社区作为平台，努力方向是对的，但在发展过程中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居民社区认同感至今难以提升，党在社区的影响力还不够强，社会成员绝大多数都原子化、碎片化、个体化，这对党的群众工作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性课题。

　　加强基层建设必然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建设。金鹏信息着重围绕社会组织的角度，将郑州和上海作个简单比较。

　　上海社会组织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上海在推动社区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2006年后，上海社会组织发育发展进程明显停滞不前，这与各地街道社区建设陷入困境密切相关。而广东在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以郑州为龙头都起来了。为什么不同?

　　1、经济模式不同

　　上海以国企为主，广东尤其郑州以民企作为经济主体，民营经济力量充分发挥。

　　2、人口结构不同

　　广东一些城市移民特征非常明显，外来人口远超过本地户籍人口，迫使党委政府想方设法调动资源，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比如郑州在1990年代就兴起义工服务，完全去行政化，1996年义工挂靠在团市委下面，具体组织运作都是志愿者做，而上海是官办的，之后又搞了志愿者协会，走样了。

　　3、动员发展模式有区别

　　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郑州在2007年后以制度形式出台了“9+X”文件，上海在2009年、2010年也推这个文件，但不是制度化强势推进，而是各区试点，推进程度看领导的积极性。

　　在动员发展模式上，郑州政府购买服务有两种形式，岗位购买和项目购买。街道、区需要哪些社工解决问题，作为菜单报到市里统一解决，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后，派社工到街道或居委会工作，问题解决了就撤走，而不是购买以后一直待在这里。还有一点，郑州以政府严格推行第三方评估制度，政府花了钱，独立于政府和服务机构、没有利益挂钩的第三方客观评估非常重要。

　　上海有自己的优势也很明显，上海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特别多，郑州的发展都是借用了上海、北京的各种资源。上海如果能够积极动员学术力量、社会力量，相信上海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将会加速。